四川峨眉山佛教简史与普贤信仰

四川峨眉山佛教简史与普贤信仰

四川省峨眉山与浙江普陀山、山西五台山、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。是我国佛教圣地,是普贤菩萨道场。

相传,峨眉山从汉代起即有道教流传,是道教的“洞天福地”之一,称“第七洞天”。

晋代,佛教传入峨眉山后,修建寺庙,弘扬佛法,较长时间处于佛道并存的局面,梵刹宫观交错其间,僧人、道士竞相发展。

明代,佛教鼎盛,道教逐渐衰落。

入清后,羽士绝踪,全山皆为佛寺,道教在峨眉山仅存遗迹。

道观在峨眉山演变为佛教寺院的故事流传甚广,仙迹遗踪亦不少。如晋代明果大师改乾明观为佛寺(今中峰寺);明代御史卫阳子赫瀛建吕仙行祠,原系道教宫观,清代道士离去,由僧人住持,塑供弥勒佛像,成为佛教寺院,但纯阳殿之名至今未改;仙峰寺侧之九老洞中,现仍有财神殿,塑供赵公明像,而由仙峰寺僧看守殿堂;洪椿坪下犹保存了“洞天首步”木坊作为历史文物;伏虎寺内“文革”前有财神殿,寺外原有玉皇楼、无量殿,均住僧人;明万历时,明光道人募建会宗堂,供楚狂陆通、普贤、广成子牌位,取三教会宗之意,后康熙赐名报国寺,塑供佛像。这些都如实反映了道教在峨眉山的踪迹和佛道并存,既竞相发展而又和睦相处的史实。

一、四川峨眉山佛教史起于魏晋南北朝

佛教在什么时候传入峨眉山?

因史料奇缺,众说纷纭,据现有资料,说佛教于汉代传入峨眉山的,记述最早见于明末胡世安著《译峨籁》,该书卷之六“宗镜记”称:“周威烈王时,有宝掌和尚名千岁,始生时,手掌有印文,来礼普贤,设像供养。

汉永平中,癸亥(公元63年)六月一日,有蒲公采药于云窝,见一鹿,异之,追至绝项无踪,乃见威光焕赫,紫雾腾涌,联络交辉成光明网。骇然叹曰‘此瑞稀有,非天上耶!’径投西来千岁和尚告之。答曰‘此是普贤祥瑞,于末法中守护如来,相教现相于此,化利一切众生。汝可诣腾、法二师究之。甲子,奔洛阳,参褐二师,具告所见。师曰:‘善哉希有,汝等得见普贤,真善知识’”。蒋超《峨眉山志》卷二“诸经发明”一节中援引了上段文字。并在见一鹿后增加“足迹如莲花”五字,再加上“蒲归乃建普光殿,安愿王像”。又在寺观一章中说:“光相寺在大峨峰顶,相传汉明帝时建,名普光殿”。从而形成了完整的“蒲公开山”说,此后相互援引,以成众论。

民国二十三年,印光法师《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》云:“旧志(指蒋志)所载,殊多讹谬。如千岁宝掌,于卷二‘诸经发明’云:汉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,蒲公见鹿迹如莲花,径投宝掌问之,掌令往洛阳问摩腾、法兰二师,蒲公于甲子往洛阳谒二师。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,始遣蔡愔、秦景、王遵等往西域寻佛法,至十年丁卯(67年),二师随诸人始来洛阳,按传灯录本传云:(宝掌)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来中国,魏晋间入蜀礼普贤。”

1955年,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访问缅甸时的讲话说:“佛教传入中国,在史书上记载是从公元前二年开始的,那年有一位佛教徒从西域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,口授佛经,但是这方面的史料不详细。此后中国和西域交通一度断绝,直到公元64年由政府派人到西域访求佛法,67年他们同两位法师回国,带来经书佛像,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,相传就是现存的《四十二章经》,是《阿含经》的摘要译本。同时,在当时的首都洛阳,建立了佛教寺院。这是一般公认为中国佛教的开始”。赵朴初著《佛教常识答问》亦作如上回答,并明确指出,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来洛阳后修建的白马寺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。以上资料说明,公元63年宝掌和尚尚未来峨眉山,64年摩腾,竺法兰亦未来中国,蒲公见鹿迹问宝掌,并去洛阳谒摩、兰二师之事不确。

1985年中国佛教协会出版的《法苑丛谈》中说:“相传在古时,蒲翁入山采药,得见普贤祥瑞,其实是宋人的附会”。也对蒲公的传说持否定意见。

新《峨眉县志》(1991年版)宗教篇中,对峨眉山佛教流传历史称:“现有关于四川最早佛教史料的文字记载则是起于东晋,南朝?梁,慧皎《高僧传》载,晋代高僧慧远之弟慧持和尚欲观瞻峨眉,振锡岷岫,乃以晋隆安三年(399年)辞远入蜀,受到蜀地刺史毛璩的热情接待。不久上峨眉山,择地建庵(址在今万年寺),塑供普贤之像,取名普贤寺。是为山上笫一座比较正规的庙宇”。

《峨眉伽蓝记》白水寺条称:“万年寺传为晋时普贤寺,唐慧通禅师更名白水寺,宋时更名白水普贤寺,明万历时更名圣寿万年寺”。蒋志、印志均称:“万年寺创自晋时”,印光《峨眉山志》卷五,历代高僧:“晋释慧持者,远公之弟,与兄共事道安法师,及安在襄阳,远公东下,持亦俱行,初憩荆州上明寺,后适庐山,皆随远共止。持欲观瞻峨眉,振锡山民岫,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。到蜀止龙渊精舍,四方慕德,所至成侣。有升持堂者,号登龙门。慧持留蜀12年,义熙八年卒于龙渊”。

又据南宋时释普济撰《五灯会元》(白话全译)“宋徽宗皇帝”条记载:北宋政和三年(1113年),嘉州道旁一古树被风吹折,里边有一禅定和尚,徽宗命人抬入京城,让西天总持三藏法师用磐使其从禅定中脱出,自称“我乃是庐山东林寺慧远法师的弟弟,名叫慧持。由于游峨眉山,到树中入定”。

新《峨眉县志》说慧持入蜀后上峨眉山建普贤寺弘扬佛法是可信的,符合他“欲观瞻峨眉,振锡岷岫”的心愿。且慧持入蜀后,四方慕德,所至成侣,到峨眉山建一寺院亦非难事。

《四川省志·宗教志》称,佛教传入蜀地的明确记载为东晋哀帝兴宁三年(365年)。《中国佛教寺院大观》(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、中国佛教协会、经贸世界杂志社编)称:“有史可稽的峨眉山佛教始于东晋隆安年间,净土宗创始人之一慧持大师前来传播,创建了全山第一座寺庙普贤寺(今万年寺)”,“万年寺始建于东晋,初名普贤寺,乃峨眉山第一座有史可稽的寺庙”。

当然,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(公元前2年)传入中国,到东晋安帝隆安三年,已历四百年之久,特别是晋哀帝兴宁三年(365年)僧法和入蜀和稍后的昙翼来蜀,所以,慧持之前峨眉山已有人信仰佛教也是可能的,现无可靠史料记载,留待后人考证。

晋代,资州人明果大师剃发龙游山,回蜀后来峨眉山修住,被乾明观道士迎请住持,改观为寺,即今之中峰寺。

南北朝时,梁武帝萧衍(502一549年在位)崇信佛教。相传从印度来的宝掌和尚这时到了峨眉山,在洪椿坪后面山峰(后名宝掌峰)结茅住锡,为宝掌庵。稍后,有西域僧人阿罗婆多尊者来礼峨眉,观山水环合,颇同西域化城寺地形,遂在此建道场。因山高无瓦,且易冻裂,故用木皮盖殿,称“木皮殿”(后改名大乘寺)。这时,淡然大师亦来峨眉山,驻锡中峰寺,弘传佛法。

东晋、南北朝时期,一些高僧来峨眉山结茅修住,讲经布道,对佛教在峨眉山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。

二、四川峨眉山佛教兴盛于唐宋

唐代,有的帝王支持佛教,许多镇蜀官吏也信佛,在朝廷和官府的影响下,四川民间崇信佛教较为普遍,促进了佛教在峨眉山的发展。这一时期,外地僧人西禅、白水、澄照、正性、灵龛和尚等相继来到峨眉山结茅、建寺,传教弘法,牛心寺、华严寺、光相寺、西坡寺、灵岩寺、华藏寺等,就是这段时间建成。僖宗时(874—888年),慧通禅师入蜀,见峨眉山山峦起伏,地域宽广,是弘扬佛法的好场所,他四处募化,并得朝廷资助,重兴六寺。且以山相属火,多遭回禄,遂改华严寺为归云阁,改中峰寺为集云寺,改牛心寺为卧云寺,改普贤寺为白水寺,改华藏寺为黑水寺。以三云二水压抑火星。经过慧通禅师等高僧大德的苦心经营,为佛教名山之形成创造了条件。

宋代,太祖赵匡胤、太宗赵光义均支持佛教。乾德二年(964年),继业三藏大师奉诏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(佛经),至开宝九年始归,复命后,帝听其选择名山修习,大师来峨眉山重建牛心寺以终老。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,太宗诏令白水寺住持茂真入朝,赐诗嘉誉,并赐黄金三千两,遣大夫张仁赞协理,铸造普贤坐象铜佛像,通高7.2米,净重62吨,供于白水寺内,改名白水普贤寺(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)。伏虎寺、牛心院(今广福寺)、雷洞祠、新殿(今接引殿)等,均建于宋代。太宗、真宗、仁宗三朝,对白水普贤寺敕赐颇多。中峰寺密印安民禅师、别峰禅师,灵岩寺慧远禅师等均为一代高僧,孝宗曾赐号慧远为“佛海禅师”。同时,峨眉山僧人开始在峨眉县境内乡村修建寺庙,如普兴场之普贤寺,龙池之中山寺,双福之拨云山庵(今磁佛寺),城南之圣积寺等即是。

唐宋时期,佛教在峨眉山发展较快,寺庙增多,高僧辈出,影响很大。帝王亦时有敕赐。名人学士前来游览观光者众多,与名僧常有唱和,释氏艺文及唐宋诗词中皆有记载。唐李白《听蜀僧浚弹琴》(普贤寺僧广浚),《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》,均是脍炙人口的名篇。北宋哲宗时,黄庭坚曾来中峰寺习静,作有《对青竹赋》,元祐六年十二月大寒书《七佛偈》,现刻木屏悬挂于报国寺之七佛殿。南宋诗人范成大于淳熙四年(1177年)游峨眉山,沿途多有吟咏,并著有《峨眉山行纪》流传,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峨眉山游记。陆游与中峰寺别峰禅师相交甚厚。师入京后,孝宗优礼有加,淳熙十年,命为御制《圆觉经注》作序。别峰圆寂后,陆游为之作塔铭。

三、四川峨眉山佛教寺院法器普现于明清

明太祖朱元璋微时曾为皇觉寺僧,对佛教本有好感,曾敕封宝昙和尚为国师,洪武初遣师来峨眉山,重建铁瓦殿。留蜀10年,道化大行。圆寂后,太祖赐诗二首,以昭其德。成化二年(1466年),普光殿毁于火,住持了鉴和尚募化,蜀王朱怀园捐资重修,经三年始成。

嘉靖甲午(1534年)慧宗别传禅师来峨眉,于峰顶饰新铁瓦殿,创建新殿,铸普贤铜像l尊、铜佛65尊于金顶。铸普贤三身铜像供奉白水寺毗卢殿。于白龙洞外按《法华经》,以字计株,广植楠柏,名“功德林”。并铸铜钟三口,分置白水寺、永延寺、圣积寺。圣积寺铜钟最大,计二万五千斤。神宗赐号“洪济禅师”。

隆庆二年(1568年)通天明彻大师来礼普贤,于千佛顶结茅驻锡。万历癸酉(1573年)在天门石下建一海会禅林,安住众僧,持戒十年,道望日隆,声闻朝廷。丁亥,赐紫衣袈裟及《龙藏》一部,并派太监给帑金庄严经阁,盖以铁瓦,赐额“护国草庵寺”。其弟子无穷大师,秉承师志,于万历十六年戊子(1588年)云游楚蜀,募铸高三丈六尺千手千眼观世音铜像一尊,迎回峨眉。辛卯赴京奏请慈宫,太后赐金敕建大佛寺,安奉大士铜像。并于万年寺侧建慈圣庵,供太后像及珍藏朝廷赏赐的经卷、袈裟、法器等物。

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,慈圣太后赐金,遣中贵二人,在白水普贤寺修建砖殿,覆罩普贤愿王铜像,经年始成。神宗朱翊钧御题“圣寿万年寺”额,为太后祝禧之意。白水普贤寺由此更名圣寿万年寺。

万历三十年(1602年),妙峰福登禅师募化,潞安沉王捐资数干金,铸造金顶铜殿(称金殿),又奉慈旨,“赐尚方金钱,置葺焚修常住若干,命方僧端洁者主之。”四方檀越亦慷慨捐助,共襄胜举。兴工于万历壬寅(1602年)春,成于次年癸卯秋。王题额“永明华藏寺”。万历四十二年,神宗朱翊钧敕赐峨眉山永延寺藏经一部。

清代,顺治八年辛卯(1651年),贯之和尚率弟子可闻等在伏虎寺旧址重建“虎溪精舍”。十八年辛丑,川省大僚捐资重建伏虎寺,历时20余年始成,殿宇十三重,宏敞辉煌,冠于全山。康熙帝爱新觉罗?玄烨御题“离垢园”三字悬于寺内,寓佛门圣地远离尘垢之意。可闻徒寂玩在寺周广植杉楠柏树,取名“布金林”,为峨眉山三大园林之一。康熙甲子(1684年)可闻增修藏经楼,命门人与峨去金陵化募藏经运回置放其中。

康熙初年,川陕总督哈占及文武官员捐资,命伏虎寺可闻禅师重建卧云庵。可闻法嗣照圆(号见无)总揽其事,与照瑞、照玉、照元同建古庵,时称“卧云四友”。

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,钦派一等侍卫海青等到峨眉山降香。康熙帝赐给峨眉山大批经卷及匾额、楹联、诗文。赐降龙院“普贤愿王法宝”玉印一枚和“善觉寺”额,并赐住持元亨诗一首,以示褒奖。元亨即改降龙院为善觉寺,在院内建亭供奉玄烨像,报国主恩。

乾隆十年乙丑(1745年),高宗爱新觉罗?弘历为千佛禅院(洪椿坪)御书“性海总涵功德水,福林长涌吉祥云”联语。

明代中晚期和清初,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吏支持佛教,峨眉山修建寺庙很多,全山无峰不寺,从报国寺到峨眉县城,沿途也有山上各寺院修建的脚庙,如圆通寺、保宁寺、菩提庵、圆觉寺等等,这些虽是附属小庙,但亦另有庙名,各为一寺。明清之际为佛教在峨眉山的鼎盛时期。明末,胡世安三次来游,所撰《峨眉山道里记》中,其所经、所见寺庙达111座(不含当时已废和不属峨眉山范围的寺庙)。清代新建寺庙不多,但山上现存主要寺庙,很多都是清初重建。明万历间,明光道人创建会宗堂于伏虎寺侧,清初闻达禅师迁建今址,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赐名报国寺。康熙四年乙巳(1665年),四川巡抚张德地捐俸重修万年寺、光相寺。三十八年(1699年),行能禅师改建初喜亭为洗象池。明时楚山禅师开建千佛庵,清初峨云禅师重建,乾隆四十三年火焚,以后又逐次修复。仙峰寺原系小庵,明万历间扩建为大寺,名慈延寺,清乾隆时泰安、玉升增修,改名仙峰寺。

四、四川佛教衰落始于清代中晚期

清代中晚期以后,峨眉山佛教逐渐衰落,居士、游人锐减,有些寺院颓废无力修复,僧众亦不断减少。许多僧人应赴外缘佛事,为施主转咒、拜忏、放焰口、施食、送表等,从事应教活动。民国时期废寺兴学,许多地方占用寺庙办学校,峨眉山因民居甚少,对山上寺庙尚影响不大。但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蒋介石办“峨眉军官训练团”,也占用报国寺、伏虎寺、万行庄等寺庙,警卫森严,行人止步。二十八年(1939年),抗日战争时期,四川大学迁峨眉,占用了报国寺、伏虎寺、保宁寺、万行庄等寺庙为校舍达三年多时间。到解放前夕,全山只有80余座寺庙,有的破败零落,有的已无僧人居住。

清代以前,峨眉山无佛教团体组织,大小寺庙各为一家,无隶属关系。民国初,中华佛教总会和四川省佛教会相继成立,民国十七年(1928年)成立了四川省峨眉县佛教会(按规定县称分部,后改分会,实际上用的名义仍是峨眉县佛教会),二十六年(1937年),以峨眉山为佛教名山,更名为峨眉山佛教会。会址设万年寺。先后有仙峰寺方丈元义、砖殿当家普超、毗卢殿方丈果航、报国寺方丈果玲等被公推任过会长。各寺庙人财物仍自主管理。各寺庙捐助,筹集庙产40石,以地租收入为佛教会活动经费。全山性事务由佛教会召集各庙住持协商办理。峨眉山行政组织,清代起先后设峨山甲、独立甲、独立保,相沿至民国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,改称峨山特编保。三十四年(1945年),四川省政府批准设“峨山管理局”,是政府管理峨眉山的领导机构。办公地址设报国寺,第一任局长彭伯喜,后由杨庄继任至1949年12月峨眉县解放。

五、四川峨眉山佛教迎来新中国的崭新发展

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原佛教会停止了活动,峨山管理局由人民政府接管,1950年3月派新开寺僧广德任局长。1951年撤销管理局,改特编保为峨山特编村,直属峨眉县人民政府第三区(峨山区)公所领导,释演哲任村长,协助政府管理寺庙工作。

建国初,因群众忙于参加清匪反霸、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运动,前来朝山敬香和游览参观的人数极少。加之,土改中各寺庙出租土地被征收,僧人生活较为困难,很多人离寺还俗,另谋职业。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,留寺人员除一部分人分得土地参加农业生产、保护寺庙文物外,特编村组织僧人建立了普济、峨山、翕成、改进四个纺织厂及篾业组、雪魔芋生产组和茶叶经营部,生产自给。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,由人民政府救济。1952年至1954年,四川省人民政府拨款,成立峨山文物整修委员会,对全山寺庙、文物进行整修后,居士、游人不断增加,僧人回寺开展正常宗教活动。1953年,撤销特编村,召开全山佛教徒代表大会,选举产生了峨眉山佛教徒爱国学习委员会。1956年正式成立峨眉山佛教协会,在县委、政府的领导下,统一管理全山各寺庙僧人的学习、生产、生活和教务活动。此后,收入逐年增多,自给有余,不断维修寺庙,添置殿堂陈设。

1966年春,佛协召开第三届佛教徒代表会,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,不久,全国开展了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运动。“破四旧”、“横扫牛鬼蛇神”,峨眉山首当其冲。“红卫兵”上山,集中僧尼学习,寺庙和个人财物被查抄。在“清理阶级队伍”中,许多僧人受到批判斗争,有的被戴上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、“地主分子”的政治帽子,备受摧残。有的作为“反动和尚”,被押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。在十年浩劫中,寺庙佛像损毁严重,经书法器荡然无存。佛协被迫停止了活动,由“峨眉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佛教徒生产组”负责组织全山僧尼学习,统一管理佛协和各寺庙原有积累资金及农副业生产收入,统筹安排佛教徒生活。

1978年,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进行拨乱反正,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。逐步恢复了宗教活动场所(寺庙);彻底清退了寺庙和僧人的全部查抄财物;收回了被遣送回家的胜旭、清融等7名僧人;平反了“文革”中的冤假错案,对普超、传华、常义等撤销原判,宣告无罪;对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的寂慧、果航等16名僧人,也全部改正,恢复名誉;对“文革”中病故的峨眉县政协委员释传金,补开了追悼会,同时悼念了在“文革”期间圆寂的几十位僧尼。

1979年12月,召开佛教徒代表会,恢复峨眉山佛教协会,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。各寺庙殿堂由僧人管理,接待朝山敬香的信教群众,宗教收入交佛协作开展宗教活动经费,用以组织僧人外出参学,接待来山礼佛的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。寺庙其余房屋作旅游公司接待站,僧众参加接待服务工作,与公司职工同工同酬。

1983年4月9日,国务院公布,峨眉山报国寺、万年寺、洪椿坪、洗象池、金顶华藏寺(待修复)被列入全国重点寺庙。从1985年起,全山寺庙由旅游公司陆续移交僧人管理。全山僧尼节俭自律,筹集资金修复、扩建寺庙,陈设殿堂,庄严佛像,全面开展正常宗教活动。1986年,四川省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金顶华藏寺,1989年竣工后交佛协管理使用,1990年9月,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暨佛像开光法会。

1986年,佛协第五届理事会决定,全山寺庙以大庙为中心划为六个片区,实行两级管理,佛协管片区,片区管所属寺庙,寺庙由当家负责,实现了全山人、财、物由佛协统一管理,统筹规划各寺庙的建设、维修。十年来,全山寺庙焕然一新,各大庙按丛林格局完善配套建设。全山架设照明电缆和通讯线路,修水池、铺水管,解决了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,结束了许多寺庙长期以来点煤油灯、吃屋檐水、送鸡毛信的历史。

1982年起,峨眉山佛教协会恢复了如法如仪的收徒、收皈依制度,并接纳了一批过去离寺,自愿回庙过宗教生活的僧人。1987年,佛协五届二次会议,通过了《峨眉山佛教协会寺庙管理办法》,寺庙实行丛林化管理,恢复了方丈、监院、副寺、知客、维那等宗教职称,使宗教生活纳入正常规制。

峨眉山对僧人的培养教育,过去主要是以师带徒,言传身教。清初伏虎寺贯之和尚曾开学业禅堂,但无以为继。民国时期办佛学院,亦时断时续。为了绍隆佛种,培育僧才,1986年,乐山市佛教协会会长、峨眉山佛协名誉会长遍能法师牵头,在乐山乌尤寺举办僧伽培训班,自任班主任(又称校长),峨眉山佛协副会长昌勖任副主任(副校长)。1988年,迁峨眉山报国寺续办第二期。1990年经乐山市教育委员会批准,僧伽培训班更名为峨眉山佛学院,学制三年,校址设中峰寺。1982年以来,佛协不断选送和支持年轻僧尼报考“中国佛学院”、“四川省佛学院”和“四川尼众佛学院”深造。与此同时,佛协并经常组织僧尼学习佛教知识及殿堂佛事活动,学习政府有关宗教政策、法规,培养爱国爱教的佛教人才。1993年,举办“瑜伽焰口传承培训班”,经过培训,有12名受传法僧人能上台担任金刚法师,为举办佛事活动增添了新生力量。各寺庙坚持早晚殿堂课诵、佛节日佛事活动,并应信教群众的请求,开展应缘佛事。一些规模大、时间长、人员多的大型法会,如“祈祷世界和平法会”、“金顶华藏寺佛像开光法会”和“乐山大佛节峨眉朝山会”等,则由佛协统一组织安排,如法如仪。举办大型法会,既宏扬佛法,提高峨眉山天下名山、佛教圣地的声誉,同时促进旅游经贸的发展。

民国以前,僧人是方外之人,一般不担任社会公职,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。建国后,僧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,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,参与国家政治生活。1950年,寂慧、常清被推选为出席川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。1952年,释定聪担任峨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。1954年,寂慧、普超、传华、果纯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。1953年,传华任峨眉县选举委员会委员。1954年,普超、寂慧被选为峨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此后,除“文革”期间召开的第七届人代会没有僧人参加外,每届人民代表都有峨眉山佛教徒。1979年八届人大开始设常务委员会,从九届起每届都有僧人被选为人大常务委员。1956年成立政协峨眉县委员会以来,每届委员、常务委员中均有峨眉山僧尼,普超被选任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,六届至十届宽明连选连任峨眉县(1988年改为峨眉山市)政协副主席。僧人中还有四川省、乐山市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,民主青年委员、市妇联委员等。担任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僧人,除参加人大、政协会议,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、财政预决算报告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,对国家政治、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有关问题,提出建议,反映佛教徒的意见和要求,体现了主人翁的地位和责任。

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,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,峨眉山旅游事业不断发展,全山僧尼本着建设人间佛教的思想,积极参加接待服务工作,体现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。同时,接待海内外佛教团体、高僧大德日益增多,扩大佛教文化交流,进行国际友好交往。旅游日增,奉佛者众,峨眉山宗教收入不断增多,除僧人自养、庄严佛寺以外,对社会公益事业,如捐资助学、济困扶危等亦作了较大贡献。

关于峨眉山僧人的宗派流传,据1953年调查整理的《峨眉山寺庙由清朝起至现在所依宗派传承系统表》,全山寺庙均为禅宗,其中临济宗门人居多,曹洞宗弟子次之,沩仰宗仅观心坡一庵(现己人去寺废),共有三宗十一房。清以前,各寺庙禅灯流衍的情况已无史料可考。如万年寺原为一个寺庙,清初分为毗卢殿、砖殿、新殿、四会亭(1935年改名极乐寺)各为一寺,按子孙丛林的师徒关系传承,应为同宗同派。但从《传承系统表》和《峨眉文史?佛教专辑》所列“峨眉山寺庙宗派体系”,新殿属临济岔派,毗卢殿属曹洞正宗,砖殿属曹洞岔派。一个寺庙分家后,竟成几个不同的宗派,何时、如何形成?无史料可证。建国后,由于生产、工作需要,全山僧人统一安排,因人员调动,一个寺庙兼有不同宗派的僧人,原有以寺庙划分的宗派关系基本解体。1995年在“宗教教职人员登记”中,按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划分,峨眉山僧人统称“汉语系佛教”(汉传佛教),以区别于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,不再以门派划分了。现在,收徒时剃度师虽仍根据自己的宗派按僧谱给弟于命名,但僧人之间的宗派关系已无实际意义了。

峨眉山是普贤菩萨应化之地,为普贤菩萨道场。印光法师在《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》中指出:“菩萨证穷法界,故于十方法界,随类现身,应以何身得度者,即以何身而为说法。故十方法界,皆可作普贤道场。然欲众生投诚有地,故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”。又在“菩萨圣迹?应化”一节中说:“菩萨应化岂凡人所能识。于此是觇,大士度生本无方所,攀《华严》以证峨眉之住者,未免拘墟;而别峨眉于普贤之外者,更同梦呓也”。

峨眉山最早修建的是普贤寺,此后,所建寺庙皆供奉普贤。历代高僧大德也来山朝拜普贤菩萨。明末清初胡世安著《译峨籁》卷六“宗镜记”载:“唐?赵州和尚礼峨眉于放光台,不登宝塔顶。僧问和尚云:何不到至极处,州云:三界之高,禅定可入;四方之旷,一念而至;唯有普贤,法界无边”。“黄檗老人礼峨眉至睹佛台,雾气澄霁,曰:云何不见。僧问:不见什么?檗云:不见普贤”。

十方信众来朝山礼佛亦皆崇敬普贤。对山上一些什物也有以普贤命名,如普贤菌,普贤线、普贤船、普贤菜等。

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,就是在这样的漫长岁月中自然形成。并使得普贤信仰代相传续,深入人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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